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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刊扫描仪如何让古籍数字化突破瓶颈-方圆智能

 

古籍扫描仪数字化效果

古籍数字化不仅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还要面临版权保护,如何盈利等问题。

近年来,数字出版潮席卷而来,伴随着技术的不断变革,作为传统文化瑰宝的古籍也开始借助科技寻求新的形式,在这一背景下,古籍数字化走入了公众的视野。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在经历近十年的发展,古籍数字化进程依旧缓慢。而为何大多数手中握有资源的古籍出版社皆未大量投入,甚至表现出信心不足?对古籍数字化的行业标准和规范的探索程度如何?古籍盗版现象怎样遏制?至此,有关古籍数字化的一系列问题浮出水面。

版权、质量皆重要

十年前,许多古籍出版社对古籍数字化还抱有谨慎态度的时候,中华书局就已经开始了古籍数字化的尝试。据中华书局总编辑徐俊介绍,中华书局的尝试是从“中华古籍语料库”开始的。该项目于2002年立项,此后每年中国出版集团都会对“中华古籍语料库”进行年度资助和补贴。在前六年里,中华书局完成了“中华古籍语料库”的平台建设和语料积累工作。这一时期,中华书局的策略是在取得国家和集团支持的情况下进行语料的积累工作。使用了书刊扫描仪,古籍扫描仪等设备。

与此同时,去年中华书局还将原来的古籍资源部扩大组建成了数字出版中心,中心由古籍资源部、平台运营部、网络信息部三个部门构成,这也标志着中华书局真正加大力度地投入到古籍数字化工作。在这一过程中,中华书局的长期项目是“中华基本史籍知识库”,该项目已被列入新闻出版总署“十二五”国家重点电子出版物骨干工程,目前已经完成了内部方案的起草、论证,正式进入了专家论证层面。此外,除了“中华古籍语料库”,中华书局也在尝试一些其他项目,如预计明年发布的“中华经典古籍库”、“资治通鉴知识分析系统”、“商周铜器铭文知识库 ”等。

面对盗版问题严重、盈利模式不清晰的现状,徐俊很清楚地意识到出版社是不可能投入大量资金来做数字化工作的。然而在他看来,作为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在数字时代仍然要做规范和标准的古籍数字化产品,这也是中华书局和其他机构的*大差别。“在古籍语料方面,据我们了解,一些公司所做的古籍语料数量庞大,但是编辑加工程度并不理想。对我们来说,首先要做的是版权清晰,得到合法的授权,做出的产品才符合基本法律和规范。有些公司为了回避版权问题,在已经取得古籍整理成果的基础上改头换面、偷梁换柱,这些做法使其产品大大低于我们已经达到的古籍整理水平。” 徐俊强调。

和版权同样重要的,还有产品的质量。徐俊表示,中华书局数字产品的基本质量将高于古籍整理纸质书,并达到学术界真正能应用和征引的程度。古籍整理有着非常严格的规范和标准,而盗版行为和产品误导了大众,使大众与真正高水平的古籍整理成果失之交臂。“保证数字产品的合法性和基本质量,是古籍*社应该做的事。这是我们的难处,也是我们的目标。” 徐俊由衷地说。

阻碍发展的瓶颈

谈及古籍数字化的*大障碍,几乎所有古籍社的回答都十分统一——版权保护不到位。岳麓书社总编室副主任李业鹏就表示,对古籍整理作品著作权的保护至关重要,出版社对古人的作品进行整理,出版社应该享有版权,不然很容易形成盗版。古籍本来就难整理,收益又不高,如果版权保护措施不完善,那么多数古籍出版社都不会选择去冒风险。

而盗版的猖獗成为了包括古籍出版社在内的传统出版人的痛处。徐俊表示:“国内整体的数字出版环境令人忧虑,盗版侵权问题非常严重,在法律保护不充分的情况下,谁也不敢做数字化的工作,或者做完也无法公开,因为一拿出来就等于是替别人做了编校工作。现在我们的古籍图书在出版后很快就会被盗版传播,PDF扫描本直接侵害整理者和出版者权益。另外一些数字公司把我们的书重新录入,变成他们的产品。我们希望整个数字出版环境有所改善。”

同时,资源的有限也制约了古籍出版社的发展。“古籍社的内容一般是古籍整理作品,从目前来看,大部分不适合一般的数字化,也不能直接产生收益。除非去做大型的数据库,售卖给图书馆和科研机构。但是目前很多古籍出版社,手里的资源没有那么丰富,还不足以支撑大的数据库。” 李业鹏坦言。

此外,投入与产出的失衡也是一些古籍出版社迟迟没有迈开步的一个原因。在很多古籍出版社看来,古籍出版社的收益属于微利,大部头书居多,印量较少,销售周期又比较长,和教育社和少儿社无法相比,如果没有一般图书和教材教辅,其生存都是一个问题。在有限的资金支配下,很多古籍出版社会将资金投入到重点图书上。可以看出,在多数出版社还在以纸质书盈利维持其发展的情况下,古籍出版社需要的是国家大力度的政策和资金支持。

针对这个问题,岳麓书社则找到了有效的解决措施。李业鹏介绍,作为中南传媒的一员,岳麓书社和集团其他出版社一样,将其内容资源都交由集团数字出版公司天闻数媒来运作数字版权,作为内容提供商的岳麓书社未来也要参与到项目里去,有助于传统出版社向数字出版转型。

为数字产品树品牌

纵观目前的数字化古籍产品,数据库的盈利模式已经基本成型。“将数据库卖给图书馆、高校等机构,整体销售,并进行后续跟踪服务,限制对方的终端数,这也是减少盗版的一个有效方法。” 徐俊表示。

黄山书社社长任耕耘也将古籍数字化的前途定为大型数据库。他表示,一些医学数据库凭借其*性和实用性很有市场,古籍数据库也可以按照这个思去发展,将数据库瞄准某一个*学科,做*化细分,做出*化、人性化、实用性强的数字产品,从而解决了纸质书查找不方便,不利于研究和整合资料的问题。“古籍不是面向大众的,因此要突出*性和权威性,关键是要找准方向和*,研究专家学者的真正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发实用性强的产品。此外,营销方式也要创新,可以采取定制模式 。”他补充道。

对于一些*方向的数字产品,徐俊坦言还未找到盈利的方式,但是这些产品可以帮助中华书局丰富产品形态,吸引核心用户群。而徐俊多地是在考虑中华书局自己的平台建设。“我个人认为,在网络时代仍然是需要选择的,越是庞大海量的数据,越是需要*性的推送。因此,我们的*产品如果放在大众平台上,很可能会被淹没,我们追求的是在数字化和网络时代,依旧能够继续树立中华书局的品牌,而非某个平台中的一个产品。因此我们中心近期正在调研在官方网站之外,设立一个中华书局数字出版平台,逐步积累符合读者需求的在线产品,从而吸引读者阅读兴趣的转移,培养中华书局的核心读者群。”他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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